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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辉: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
(2018-3-22 10:13:17)

严辉: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

东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在洛阳地区保留下来的陵墓遗迹非常丰富,对于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我们对东汉帝陵的了解很少,需要解决和认识的问题却很多。其中帝陵地望就长期悬而未决,一直存在着争议。这是一个最最基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余诸如陵墓制度、陵园建筑、陵区布局和陵墓的保存状况等等方面都无从谈起。

我们“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十分重视东汉帝陵地望问题。2003年至2006年项目的第一阶段邙山古代墓冢的文物普查已经基本完成,第二阶段各个时期帝陵的重点调查和钻探已经展开,包括东汉帝陵在内的邙山诸帝陵的地望问题已经摆上工作日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帝陵的位置进而通过考古调查了解其基本状况,是我们在立项之初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希望对此做一探讨。

《帝王世纪》记载汉魏洛阳城西北15~20里有五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故城东南30~48里有六陵: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据此洛阳东汉帝陵可分为邙山、洛南两大陵区。以往的探索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邙山地区,洛河以南的南兆域帝陵相对较少。邙山是项目的工作区域,所以本文着力讨论邙山的帝陵地望问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各个时期的探索历程。

文献之路

历史的久远和文献的散失,使得东汉帝陵渐渐远离人们的记忆。东汉人对东汉帝陵的了解自不用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距东汉王朝灭亡的时间不远,人们的认识依然清晰。有许多的诗赋都提到了邙山的汉陵,最著名的是张载的《七哀诗》和张协的《登北邙山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邙山东汉帝陵的位置以及毁废状况是很熟悉的。唐代的李贤曾为《后汉书》作注,就李贤注的内容而言,唐代人对东汉帝陵仍有相当的了解。唐代以后,东汉帝陵渐渐不为人们所知。宋元时期一些关于东汉帝陵地望的文献已经出现了明显错误,原来属于洛南陵区的帝陵被归到了邙山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光武帝的原陵被锁定在远离邙山而又临近黄河岸边的铁谢村的“刘秀坟”。

明清以后,东汉帝陵的确切方位已经完全模糊,从清代开始人们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乾隆九年(1744年),洛阳知县龚崧林勘察了洛阳附近的古代墓冢,确定了21座陵墓的位置,自捐俸禄在陵前立碑,划定了陵域范围,饬令地方加意保护。龚氏依据主要的是旧的地方史志,同时还寻访了当地遗老。地方史志的错误本来就很多,龚松林也没有做认真地考证,以讹传讹在所难免,继续将原属于洛南陵区的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等陵墓定位在邙山地区。1933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考察邙山东汉帝陵,考察的情况记录在《洛阳访古记》一文中,但东汉帝陵的归属问题仍然沿用以往旧说。他在肯定现存遗迹性质的前提下,又对《后汉书》李贤注和《帝王世纪》等早期文献提出了质疑。

清代以来的探索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保留至今的关于东汉帝陵的文献非常有限,比较可靠的早期文献主要有《后汉书》、《东观汉记》、《续汉书》、《后汉纪》。这些文献中关于陵园建设、陵寝制度、祭祀礼仪、陪葬制度等等内容相对较多。而关于帝陵位置的内容则较为简略,主要集中在《后汉书》李贤注所引《帝王世纪》,《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所引《古今注》之中。这两部书成书于东汉或距东汉不远,其内容真实可信,是我们认识邙山东汉五陵的基础性文献。但是这两本书中关于帝陵地望的记载只是简单的里程和方位,没有可靠的参照。仅仅依据这些材料就将东汉帝陵在邙山的数百座古代墓冢之中找到可靠的对应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单纯利用现有的文献来解决问题几乎没有可能。

考证之路

建国以后,现代意义的考古工作开始在邙山的启动。多数考古工作是围绕基本建设展开的,一直没有开展过有针对性的调查、钻探和发掘,所以获得的材料不足以解决东汉帝陵的地望问题。从建国初到80年代,相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出土墓志、石刻资料被认真地加以研究整理,一些有关东汉帝陵地望的历史的、出土的文献被显现。东汉帝陵地望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8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参与研究的有洛阳文物工作者黄明兰、陈长安、李南可、宫大中,复旦大学教授杨宽和、日本留学生太田有子等。

1981年,宫大中先生发表文章《邙山北魏墓志初探》,依据北魏宋灵妃墓志的记载,认为三十里铺村南的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黄明兰先生1982年发表《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原陵浅谈》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后又发表《洛阳历代皇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黄先生依据《太平广记》和北魏宋灵妃墓志、隋王成墓志的记载,认为洛阳老城北部的盘龙冢为光武帝原陵,近旁马坡村的西部、西北部的2个墓冢为安帝恭陵和灵帝文陵。黄先生所定的这几个帝陵周围没有陪葬墓群,没有解决帝陵和陪葬墓的配置问题;所据的历史文献较晚且言语不详,与《帝王世纪》和《古今注》的记载相悖,诚不可信。

1981年12月陈长安先生对邙山做了实地调查,1982年发表《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一文。陈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依据文献记载,首次提出东汉北兆域五陵均位于邙山之上,彻底否定了北宋以来把铁谢村的“刘秀坟”当作光武帝原陵的错误。他主张刘家井大冢为光武帝原陵,护庄村西南大冢为灵帝文陵,三十里铺大汉冢为安帝恭陵,平乐村二汉冢为顺帝宪陵,三汉冢为冲帝怀陵。他所定的这五陵均位于我们今天所知的邙山东汉陵区的核心地带。他还认为北魏叔孙协墓志、宋灵妃墓志是伪志,其中关于原陵的记载不可靠。陈长安先生的论述自成体系,有些观点至今还显示相当的正确性,特别是宪陵、怀陵位置的确定符合文献中关于冲帝附葬顺帝的记载,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但是有些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

1984年文物普查在刘家井大冢前发现了铭刻“建宁”、“熹平”年号的两块黄肠石,李南可先生据此发表文章认为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这个观点依据属于灵帝时期的确实的出土材料,因而可信度很高。这样一来长安先生关于刘家井大冢是原陵观点就难以成立了,同时又引出护庄西南大冢是灵帝文陵也不成立。护庄大冢现存封土的形制为覆斗形,根据我们的文物普查和重点钻探情况来看,邙山的东汉帝陵及其陪葬墓群多采用圆形的封土,没有覆斗形的封土。其覆斗形的封土形制与关中和洛阳附近的唐代陵墓接近。龚松林认为是后唐明宗的徽陵,清朝距后唐的年代较近,龚氏依据的材料应该是可靠的。

另外,长安先生根据《古今注》记载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丈,高十五丈”,以及《后汉书》记载恭陵“先后相逾,失其次序”,认为恭陵造得确实太大了,而大汉冢又是邙山上冢墓中最大的一个,故此将大汉冢定为安帝恭陵。这个意见也需要重新考虑。《后汉书》李贤注引《古今注》记载恭陵山周为二百六十丈,《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引《古今注》却为二百六十步。同一部书的同一个数字在被引用时出现了偏差,说明是有问题的。汉二百六十丈约合今631.8米,折合封土直径为201米,这与大汉冢现存的直径130米相差甚远,整个邙山至今没有发现有如此规模的大冢。故此二百六十丈有误,当二百六十步之讹。另外《后汉书》记载恭陵“先后相逾,失其次序”,联系上下文,指的是恭陵在宗庙中的排位失其次序,而非封土规模逾制。这两条史料均不能证明大汉冢即为安帝恭陵。

1982年4月杨宽先生进行教学实习,和刘根良先生以及日本留学生太田有子、高木智见一行4人到西安、洛阳、巩县调查历代帝王陵墓遗迹。1982年第6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4人合署的《秦汉陵墓考察》一文。他们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将东汉帝陵分成洛阳东南、西北两个地区。东南区7陵、西北区4陵,冲帝怀陵被归到了东南区。在洛阳西北区,他们认为《帝王世纪》中记载的光武帝原陵东南距洛阳故城十五里,当二十五里之误,肯定铁谢村的“刘秀坟”为光武帝原陵,并且为这个观点做了注解。除了此外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分别被定为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和灵帝文陵。1983年太田有子发表文章《东汉光武帝原陵位置探讨》。驳斥了陈长安关于刘家井大冢为原陵,“刘秀坟”为北魏时期的方泽坛的观点,以《帝王世纪》所载“东南去洛阳十五里”的里数有脱误为主要理由,结合其他史地著作的记载,继续坚持“刘秀坟”即为光武帝原陵。

上世纪80年代初的讨论,采用由文献到文献、由文献到实地的方法,不同程度做了实地勘察,同时把利用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出土墓志、石刻材料,为邙山东汉帝陵地望问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出如此重要的探索亦应称道,对于以后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但是由于考古工作有限,利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有限,文献考证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研究应归于传统的考据方式。这一阶段取得的收获与几乎同一时期产生的邙山西晋、北魏帝陵地望及陵墓布局方面的突破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西晋和北魏帝陵地望以及陵墓布局的突破有着大量的直接的出土墓志材料和详细的调查、钻探、发掘等考古工作作为支撑,而这些方面的内容正是邙山东汉帝陵所缺少的。诸家从点到点,只作了微观和细节方面的研究,希望通过微观的研究解决宏观的问题,没有全面统筹帝陵地望以外的诸如陵区布局、陵冢规模、陪葬墓群等等方面问题。虽然有些观点可能已经接近实际,但是却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大家都在利用几乎相同的文献,但是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问题没有圆满解决,分歧依然存在。考据学方法和现有文献资料的局限,制约着考证之路仍然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考古之路

近几年,针对东汉帝陵的专题性考古调查开始发生。相关的工作主要有两项:其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研究课题“两汉帝陵研究”。2002年7月他们对邙山和洛南二个陵区可能是属于东汉帝陵的二十余个墓冢进行了踏查,目的是对陵墓的归属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虽然这项工作规模小历时短,但是通过考古调查对东汉帝陵取得了一定的了解。2004年6~11月又对洛南陵区的2座墓冢进行了钻探、试掘。其二,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承担的国家级考古项目“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该项目2001年7月申报,2002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2003年10月正式启动,为期十年。目标主要是了解整个邙山陵墓群的基本状况,东汉帝陵的调查与勘测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专题调查工作的开展,东汉帝陵地望问题的研究悄然升温。

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基础资料的缺乏。要走出困境,加强考古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通过田野工作获得实物资料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缺陷,而考古学的独特方法对于解决帝陵地望问题也异常有力。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势必会推动邙山帝陵地望问题的解决。综合各个时期的探索历程,我们认为目前只能借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文献研究,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解决东汉帝陵地望问题,下面谈一谈我们的思考和当前与此相关的主要收获。

我们认为帝陵地望问题实际上可以分解成陵区地望、陵冢地望、陵冢归属等三个不同层次的一个小问题。据《帝王世纪》的记载,邙山的东汉五陵位于洛阳汉魏故城西北15~20里之间。说明它们的位置相对比较集中,属于一个大的区间。要找到帝陵,首先要确定陵区的范围和地望。陵区的地望找到了,帝陵的方位就被固定在一个比较明确的区域内。据《后汉书》等文献的记载,帝陵的西侧、北侧葬有后妃的陵墓,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其他陪葬墓。说明陵区内至少包含了帝陵、后妃陵、陪葬墓三种类型的墓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然陵区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墓冢,在古代等级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势必会存在着规模和布局方面的差异。根据规模之大小和分布之主次,陵冢地望是可以被认识的。陵冢地望确定了,陵冢的归属问题也就前进了一大步。东汉帝陵之所以可以通过考古学类型比较的方法来认识,是因为存在两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其一,邙山上的东汉帝陵和陪葬墓群都建有墓冢,这些墓冢虽然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许多墓冢的封土仍然存在,这是认识陵区方位以及墓冢规模、布局的基础。其二,由于历代王朝对前代帝陵的严令保护,以及由于帝陵的封土规模庞大,历史时期的小农经济不易破坏,所以邙山帝陵级别的墓冢与一些陪葬墓冢有所不同,基本保存了固有的形制和规模。正是由于存在这两个重要的客观条件,考古工作才得以有用武之地。

那么实际工作如何进行,虽然都在依靠考古学的方法,但是东汉帝陵的解决模式不同于西晋、北魏帝陵的解决模式。西晋、北魏帝陵有着丰富墓志材料,依据这些墓志提供的线索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发掘,进而得出正确结论。东汉帝陵不具备这个先决条件,缺乏直接的当代的碑刻、墓志资料是东汉帝陵区别于西晋、北魏帝陵的最大客观实事。其解决模式是只能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测、发掘,从获得的基础资料比较分析入手,先宏观再微观,层层推进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过程为,第一步,邙山陵墓群(冢)和邙山古墓群(冢)的分离。针对邙山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墓冢交织在一起这个特殊情况,首先要对邙山上所有古代墓冢进行详细的文物普查,利用墓冢封土的形制、包含物以及出土墓志、碑刻的材料,确定所有墓冢的大致年代,将邙山六代陵墓群和其他时期的古代古墓群区分开来;第二步,各个时期帝陵陵区的分离;第三步,每个陵区内帝陵陵冢、后妃陵冢与陪葬墓冢的分离;第四步,对可能属于帝陵的墓冢进行重点调查、钻探、试掘,获得的结果与文献比对,结合文献记载的每个帝陵的方位、里程,陵冢、园寝的规模、建制等等方面的情况,确定墓冢的归属。

根据文物普查的情况看,邙山东汉陵区的核心区域指向了孟津县送庒乡三十里铺村及其附近地域。包括了三十里铺、刘家井、送庒、护庄、东山头、后沟、平乐、妯娌新村、朱家仓、天皇岭、张盘、新庄、裴坡、上屯、上古等2个乡镇共约15个村庄,面积近40平方公里。该区域位于邙山之巅,中部高亢宽广起伏平缓,其外缘从海拔137~145米陡然提升到海拔180~200米,形成南北两侧陡坡状,衬托出中部地区地理位置的显著和重要。其间的古代墓冢不仅密集,而且大小冢结合,要件齐全。墓冢的年代绝大部分为东汉时期,其形制规模也相对较大。整个邙山地区别无第二个如此规模庞大而又布局结构完整的汉墓区,所以此即东汉帝陵核心区域无疑。此区域之外,陡坡以下的西南、东南的邙山山麓,以及北部黄河沿岸也有一些属于东汉时期的墓冢。这些墓冢的规模和分布密度相对要小得多,最主要的是缺乏大型墓冢,显系陵区的外围系统。这些区间内存在东汉帝陵的可能性极小。陵区和已知的瀍河两岸的北魏陵区有数公里的过渡地带,其间墓冢较少。与东侧的西晋陵区也有凤凰山、首阳山相隔。

陵区的西部墓冢稀疏,现存有5座独立大冢。其中有4座大致成南北一线,它们是三十里铺的大汉冢、平乐村的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另外还有1座位于上述4座的西侧,即东山头村东南的玉冢。从清代开始,人们虽然对它们的归属、年代一直存在着分歧,但是在是否是帝陵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5座大冢与东汉帝陵关系密切,原因有三:第一,5座大冢位于邙山中段的制高点,是最显著的地理位置;封土的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平面均为圆形,除三汉冢之外直径均在100米上下,整个陵区内没有墓冢能与之匹敌。第二,封土规模、地理方位和里程均符合或大致符合文献对东汉帝陵的记载,应属于帝陵级别的墓冢。第三,与周围的墓冢存在着合理的配置,有机的联系。5座大冢附近的北侧、西侧有一些零星的小冢,根据钻探的情况看规格非常高,墓葬形制也属于东汉时期,应为文献记载的“北陵”、“西陵”等后妃的墓冢。陵区的东部墓冢密集,这些墓冢与西部5座大冢相比规模要小的多,平面为圆形,封土直径一般在50米以下,为帝陵的陪葬墓群。

5座大冢现存的封土直径分别为大汉冢130米、玉冢94米、二汉冢118米、三汉冢70米、刘家井大冢114米。据《古今注》的记载,邙山东汉五陵的周长分别原陵323步、恭陵260步、宪陵300步、怀陵183步、文陵300步。按圆形120米、139米、84米、139米(1步6尺,1平面折算其直径分别为149米、晋尺0.243米)。对这两组数字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两组数字组合形式是一致的,即均为1组最大(原陵,大汉冢),2组中等(宪陵、文陵,二汉冢、刘家井大冢),1组较小(恭陵,玉冢),1组最小(怀陵,三汉冢)。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邙山东汉帝陵大小规模组合与现实中的帝陵级别的大冢有一致性。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着对应关系。第二,存在对应关系的两个数字的数值接近,且整体误差也接近。大汉冢和原陵差-19米,玉冢和恭陵差-26米,二汉冢和宪陵差-21米,三汉冢和怀陵差-14米,刘家井大冢和文陵差-25米。玉冢和刘家井大冢现存封土有明显被破坏的迹象,所以它们的直径数值略小,误差可能就略大。综合起来,两组数字的误差都在-20米上下,是一个大约相等的范围。这种现象绝不是巧合。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自然损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尚不清楚。但是误差大致相等进一步证明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倾向于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玉冢为安帝恭陵、二汉冢为顺帝宪陵、三汉冢为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

前文提到,刘家井大冢为灵帝的文陵,二汉冢为顺帝宪陵,三汉冢为冲帝怀陵,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这种观点。我们文物普查的结果支持这种意见。剩下的问题只有原陵和恭陵。原陵为东汉的祖陵,构建宏大的陵园和陵冢乃情理之中,陵区内唯有大汉冢能与之匹配。我们在大汉冢封土附近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和建筑遗址群,另外还采集到了一些重要的汉代碑刻,上面有“汉室中兴”字样,这些证据表明大汉冢极有可能就是光武帝原陵。和原陵相比,恭陵的陵园、陵冢应该小的多,玉冢与其相当。

上述意见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验证。现阶段任何意见的正确与否实际上都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探索的方式是否得当。如果我们的探索是在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话,那么获得正确的答案只是时间问题。项目的第二阶段工作正在实施中,我们正在对大汉冢、玉冢进行的重点调查与钻探,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我们计划对所有的帝陵级别的墓冢以及周围的后妃陵全部实施调查和钻探,届时关于帝陵地望问题将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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